《“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二十四期：中央文献英译研究需要理论创新

本期主题：

中央文献英译研究需要理论创新

主持人：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持词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采取的翻译方法较之以往灵活了很多，采用受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这样的理念也越发在翻译实践中得到体现。然而，尽管在实践上“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这种翻译的“异化”方法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这种翻译的“归化”方法在中央文献英译中都有运用，在理论层面中央文献英译研究还没有摆脱在“忠实”与“灵活”之间摇摆的格局，还没有把中央文献翻译与社会文化历史语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我们的研究团队试图在理论层面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路径。我们从话语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思想中汲取营养，提出一个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新范式，倡导中央文献英译研究不再纠缠于“忠实”与“灵活”孰重孰轻的争辩，不再用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具体讨论哪一种翻译方法更忠实原文、哪一种方法属于灵活表达，不再讨论哪一种翻译方法正确，哪一种翻译方法不正确，而是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中央文献翻译的历时变化、译者能动、以及对社会发展和对外传播的建构作用。

      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基于对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超学科思考，注重翻译研究与话语研究之间的对话，并通过这种对话使两个学科中的理论框架彼此将对方的逻辑和原理内化吸收，以形成自身发展的资源。换言之，超学科的研究不是导致一个学科被另一个学科吞噬，也不是改造另一个学科，而是一个学科从另一个学科汲取营养，以便丰富自身，发展自身的理论。

      这一研究范式认为中央文献英译研究可以从话语研究和社会语言学中吸取一些有用的概念、理念和框架。这些概念包括权力关系、机构话语、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语言选择，等等，理念如意义形成的动态特征，框架如批评话语分析的三维分析框架，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中作为研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我们的研究团队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尹佳从译者对原文意识形态的认知与解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的意义商讨与选择、以及译者在译文中运用的话语建构策略三个方面，讨论译者在中央文献英译中的主观能动性，也在一个方面体现出翻译是一个动态过程的特征。

       田海龙提出的分析“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的分析框架，以及“再情景化”分析框架，已经在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中得到应用。例如，陈勇曾运用再情景化的分析框架，对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进行研究，发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并不体现在对原文文本的“忠实”上面，而是体现在原文文本所在的语境上面。据此，他认为，译者发挥了一定的主体性，对原文进行了适度的“改写”，将原文演讲的语境移植到新的语境，让目的语读者能像源语的交际参与者那样感受到演讲的氛围，达到“等效”。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不仅表明译者放弃文字上的“等值”来实现语境上的“等效”，进而更忠实地体现原文的语境，而且体现出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范式，更多的考察中央文献翻译的过程和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而不是局限于某些翻译技巧的优劣。

       我们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包括在本期公众号发表观点的刘春梅和刘璇，也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她们的论文。

      本期《文明互鉴、文明互译》公众号刊发的一些观点是我们中央文献英译研究团队已经发表的部分成果的择要。后续还有成果发表出来。欢迎感兴趣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批评指正。

解读、商讨与建构——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能动作用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师

      作为一项严肃的翻译活动，外宣翻译有着与文学翻译不同的诸多特征，对译者驾驭话语实践中诸多变量的能力也有着特殊的要求。在外宣翻译过程中，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程度在任何时候都是衡量译文质量的首要标准，但是翻译过程并非在真空的语境中进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译文话语形式的选择反映出译者的价值取向，也进一步影响译入语读者的接受与认知。因此，研究译者在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应该成为外宣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主要讨论译者在原文的解读方面、对意义的商讨与选择方面以及对译文的话语建构方面可以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

一、译者对原文意识形态的认知与解读

      译者对原文的认知和解读是其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第一步。就外宣翻译而言，原文本中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与历史特点的内容，译者需要积极主动地调查研究相关的资料，正确理解原文中各种词汇、语句之间的关系和表达的内容。

      在对原文意义理解的过程中发挥译者的能动作用对于外宣翻译中处理原文引用的典故方面尤其必要。领导人用典寄意深远，译者不仅需要了解领导人讲话中引用的典故的字面含义，更要掌握其语境含义，才能将这些文化负载词的核心内涵翻译出来。

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的意义商讨与选择

      外宣翻译译者要跨越两种文化语境，力求在原文的意识形态与译入语读者的意识形态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译者作为话语生产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不断揣摩译入语读者在接收信息时建构于人际知识的心理模型，并且需要不断地调整翻译策略，以期实现最佳的交际效果与文化的可理解输入。

      译者在原作与译作中间、源语语境与译入语语境中间游走，在意义的协调与选择中寻找最佳平衡点，既不超出原文允许的阐释空间范围，又能使译入语读者最大限度地理解原文的核心内涵。

三、译者在译文中运用的话语建构策略

      在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考量译文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适用性，找到语言与当地社会文化存在的内在关联。因此，译文的表达方式与翻译技巧作为话语建构的策略在外宣翻译中尤为关键。

      意识形态具有抽象性及概念隐喻的特征，如何将源语文本中的概念隐喻映射到译入语的文化语境中，建构出同等效果的象征意义，则是翻译工作者须着力探究的内容。译者采用适用于读者理解的话语建构策略，在原文与译文之间出色地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本文分析译者在译本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译者对原文的解读、对意义的商讨和选择以及译文话语建构策略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将译者在外宣翻译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外宣翻译应充分发挥译者在认知层面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跨越两种文化语境，采用融通中外的话语建构策略，将中文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负载信息向译入语受众进行最大程度的可理解性输入。同时，对译者主观能动作用的强调也对从事外宣翻译的译者的政治素养与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领导人政治演说语气英译研究

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政治家发表演说，要通过丰富的语言和严谨的逻辑传递内容信息，还要借助演讲者适当的语速、肢体动作、面部表情以及眼神和目光来感染听众。政治演说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与听众的互动和人际关系上面。从这个层面上说如何在译文中体现演讲者借助语言与听众建立的人际关系就成为政治演讲翻译方面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政治演说中演讲者与听众的人际关系在语言中是有所体现的。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可以由语言的人际功能体现，具体体现在语气范畴、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等语言结构之中。我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习近平主席发表的完整演说为例，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人际功能理论为框架，通过观察语气范畴在译文中的变化，探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更为精准地传递演讲者的人际意图，对政治演说语气范畴所做的调整。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相关论述和英汉语语气的不同体现形式，可以从主语、能愿动词和情态附加语三个方面来观察习近平政治演说原文和译文中语气所体现的人际功能。

      论文发现译者在把握全文的话语基调和演讲者的意图之后，在翻译过程中，会对上述三个方面（主语、能愿动词和情态附加语）进行调整，包括语义上的改变。主语的改变使讨论议题更为精准地调整到演讲者所期望的主题上来；部分能愿动词的调整使情态量值有所下降；情态附加语的改动加强、弱化或是改变了演讲者的态度。

      不同国家的译者由于受制于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在翻译的过程中对译文进行改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习近平政治演说的译者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外文局），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对外传播机构，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演讲者处于同一立场，在翻译习近平主席的政治演说时仍发生大量的语义偏移现象。这与“本国译者从事的本国领导人的政治演说翻译要充分注重语言内容的忠实对等”的观点是不同的。

     从话语的角度来看，翻译是译者参与社会实践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通过选择译文的特定词汇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态度。在本研究中译者可以通过主语的改变调节演讲者和听众的关系，拉近或疏远彼此的距离，可以通过情态动词量值的调整来表明态度，可以通过情态附加语的转换来加强或弱化态度。语言选择也是话语研究关注的课题。从话语研究的角度来看，译者在译文中对主语、量值不同的情态动词与情态附加语所作的调整是一种主动的、有目的的选择，是在译文中实现传递人际功能的重要手段。

中央文献翻译的再情景化维度

天津工业大学教师 博士

     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认为，语言镶嵌于情景之中，情景决定语言的意义。情景既有物质情景，也有社会情景，但都通过人的认知起作用。它们反映到人的认知里，就是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因此，“情景决定语言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认知环境决定语言的意义。将以语言为载体的文本从原来的情景移入另一个情景，就是再情景化（recontextualization）。在这个过程中，文本按照一定的组织顺序和聚焦规则被重建，附着在其上的社会基础和权力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情景变化了，文本也因此产生新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也是一种再情景化活动。原文本被另一种语言重建，并置入新的情景中，就可能产生不同于原文意义的新意义。意义的这种“变异”，一定程度上是由认知环境变化导致的。作者写作时预设的目标读者是与自己有相同或相似认知环境的本国读者，因此他的语言可以省略很多语境信息却不会给读者造成理解障碍。而外国读者在语言、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生活习俗、地理环境等方面与原文作者均不相同，具有不同的认知环境，对文本信息会解读出不同的意义。

     然而，这种因再情景化而产生的意义变异，对中央文献翻译提出了挑战。中央文献翻译的直接目的，是让国际社会准确理解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治国理念等政治信息。这个目的使得它区别于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创造性叛逆”等意义变异的现象出现，但中央文献翻译要尽力避免意义变异和误解，否则，可能会引起国际社会误判，进而产生政治后果。它不仅要求准确传达原文意义，更要保证读者准确理解。

     但在两种不同的认知环境下，准确传达不等于准确理解。“准确传达”是以原语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只顾译文是否与原文“对等”，不考虑翻译的效果。“准确理解”则聚焦于意义的接受端，尽量保证译文读者按照原文所设定的意义来理解。显然，准确理解更符合赞助人对中央文献翻译的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考虑中央文献翻译的再情景化维度。译者在翻译时，应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环境，思考原文意义在目的语读者认知环境中会发生何种“化学反应”，是否会发生“变异”；如果有可能“变异”，则需要采用适当的方式重构语境，让读者的理解不出现偏差。“中国大陆”一词的英译选择“the mainland of China”，就体现了对外国读者认知环境中可能包含的“两个中国”错误观念的重构。

      因此，中央文献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还是认知环境层面的再情景化，这两个维度缺一不可。

中央文献外译的互文性接受研究

天津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在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翻译以话语形式参与社会实践，涉及译文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而通过聚焦译文消费，观察受众对译文的使用与诠释，可以为中央文献外译接受研究提供思路。以具有一定舆论影响和受众代表作用的媒体新闻为例，政治讲话英语译文在新闻报道中的接受情况能够揭示影响翻译接受的多重因素。基于以上认识，以互文性为分析工具对译文接受展开研究，可以（1）关注译文的引用程度，即不同互文形式出现的频率和译文使用的完整程度，对译文采用情况形成初步认识；（2）进一步观察译文引用的正确性，考察进入新闻语境的译文是否以恰当的互文呈现方式表达其意义，以充分描述译文呈现情况；（3）探究译文引用的具体化现象，关注媒体如何将译文用于建构新闻话语对现实世界的具体认识，挖掘译文理解情况的不同倾向。

      通过对一则政治讲话英译文在中美新闻中的互文表现进行个案分析，发现两国新闻都多次采用了译文表述，一定程度上认可其权威性，但仍呈现接受情况的显著差异。中国新闻中译文采用的频率较高，且基本呈现正确、完整的译文表达，虽然存在以原文为参照的部分改动，但总体保持对译文理解的正面、持续性阐释。可以认为，中国新闻在传播讲话内容的同时，也在以译文为参照传播统一的陈述方式，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在美方新闻中，译文采用频率高，但完整度较低，常以剪切拼凑的方式呈现，并伴随过度诠释现象，容易产生负面的舆论引导。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新闻通过截取、拼凑和歪曲的方式引用译文，实际呈现对中国政治话语的误读，呈现意识形态差异下的话语斗争与对抗。

      在此基础上，中美新闻对译文的不同接受情况反映出此次翻译实践在实现对内、对外功能上所存在的差异，体现翻译效果存在直接与间接、即时与延时的区别。首先，翻译成果直接影响媒体领域的新闻建构，产生即时话语效果，成为两国媒体建构新闻话语的重要资源与事实支撑；与此同时，媒体作为传播机构，也是翻译能够间接发挥影响，以实现延时话语效果的核心媒介。然而，与中国新闻传递并加强译文效果、配合翻译实践传播中国声音不同，美国新闻对译文的误读与歪曲使其呈现消极的话语效果，影响国外受众对译文和讲话内容的理解，集中呈现中央文献外译所面临的接受问题。

      可知，通过考察中央文献外译的互文性接受情况，能够挖掘国外受众对译文的关注焦点，它们既揭示了翻译本身的弱点，有助于反思翻译的语言表达，以增强翻译的直接、即时效果；也折射出翻译的接受困境，促进思考译文误用的媒体立场因素，提醒关注翻译与新闻实践的互动中所形成的间接、延时效果。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1-02期，总第24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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